1926年7月12日

中共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

1927年7月12日

中共中央改组 陈独秀停职

陈独秀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1943年7月12日

毛泽东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社论针对胡宗南秘密部署部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情况，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指出这是一种亲痛仇快的行为。社论指出：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

1945年7月12日

毛泽东发表《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

评论要求赫尔利改变对华政策，指出：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1949年7月12日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

194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同年10月成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均简称“中财委”。

1958年7月12日

毛泽东称中国不会占领别的国家

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同黑非洲青年访华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这是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谈话还指出：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说照搬苏联，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作为教条。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1982年7月12日

邓小平谈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

1982年7月12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外交部部长杜尔谈到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时指出：从历史经验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发展起来，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要加强联合和团结，南南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加强联合、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很重视南南合作。

1986年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4个规定

1986年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从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1993年7月12日

军事家李达逝世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李达在北京逝世

1993年7月12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顾问李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李达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时就开始给地主打短工，饱受凌辱。后来先后考入西安市私立东道中学和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其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排长、连长。

1931年12月，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红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他率军团部分部队，几经辗转，冲出重围，与贺龙同志所率第二军团胜利会合。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达任援西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后兼太行军区司令员。他跟随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战法，先后在长生口、七亘村等地重创日军。随后，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一二九师，转战晋冀豫、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精心制定作战方案，部署战役，事必尽责。他作为刘伯承、邓小平的主要助手，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六路围攻、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1942年夏季反扫荡、沁源围困战、安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在平汉战役中，他受刘伯承、邓小平之托，到国民党军新八军与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事宜，最后促成了该军的起义。后来辅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转战豫北地区、突破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等战场作战；此后，他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1954年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顾问。

李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7月12日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

在香港出版发行

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004年7月12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论“一国两制”》出版发行仪式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演讲，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致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发言。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杨文昌、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王继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梁爱诗、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等200多名特区各界人士出席了出版发行仪式。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