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12日

毛泽东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报告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提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报告还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这篇报告和毛泽东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1941年8月12日

晋察冀边区反“扫荡”开始

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日本侵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1年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讨伐”。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150次左右；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还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敌当前，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敌情的变化，进行了反“扫荡”的政治动员和军事准备，并发动根据地民兵和群众参加到斗争中来。

1947年8月12日

中共中央致电指示刘邓大军南进问题

1947年8月12日，关于刘邓大军南进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一）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以防疲劳太甚，减员太多。（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8月22日，陈谢大军在西北野战军的策应下，南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策应刘邓作战。

1949年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针对美国国务院8月5日发表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以《无可奈何的供状》为题的评论。接着，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8月18日，邓小平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不仅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1978年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圆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自10月23日起生效。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时，曾宣布将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举行谈判，但此后由于日方在“反霸条款”等问题上提出异议，直到1977年仍未取得进展。1978年7月，中日重开缔约谈判。1977年8月10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外相，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于缔约问题及反霸问题的立场。条约的签订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条约》基本内容是：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条约有效期为10年。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1985年8月12日

肖华逝世

资料图

1985年8月12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肖华在京逝世，终年69岁。

肖华，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长、二师政委，协助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历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对现代化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大建树。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党的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一届、五届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8月1日，由肖华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在北京举行了首演。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